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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志办——新时期潮州家谱编修情况调查

作者:佘欢容 时间:2017-03-10

摘要:家谱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意义匪浅。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陆续掀起续修或新编家谱的热潮,其中以家族观念浓厚的潮州地区尤为活跃。本文试从潮州家谱的编修背景、现状及特色出发,结合笔者田野调查所得,对新时期下潮州家谱编修情况进行初步的调查,并就如何对其多加利用,合理引导进行一定探讨。

关键词:潮州 宗族 家谱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1)中国谱牒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家谱历来与正史、方志一起被人们视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意义匪浅。

但家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一般为封建统治和宗族势力服务,并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直至近代,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2)梁启超的这段论述摆脱了历史传统上对家谱的认识,着力发掘家谱中蕴藏的史料,使家谱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同时,家谱的编修有利于维护家族团结,树立良好家风,对传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积极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逐渐掀起续修或新编家谱的热潮,其中以家族观念浓厚的潮州地区尤为活跃。本文试从家谱编修背景、现状及特色方面出发,对新时期下潮州家谱编修情况进行初步的调查并作浅析,就如何对其合理引导,多加利用进行一定探讨。

 

一、潮州家谱编修活动的背景

(一)各地各部门的重视

我国家谱的编修由来已久,形式多样,并且被赋予了强大的社会功能与浓烈的文化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批判,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逐渐回归正轨。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3)文件发布后,国家图书馆和许多省市逐步面向社会征集百姓家谱,潮州市也开始正视家谱的历史地位,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挖掘抢救保存民间的家谱资料。19955月,中共潮州市委办公室、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文组建潮州市历史文化资料征集小组,通过广泛函征、上门访征、接受捐赠、扫描存档等多种方式开展地方文献征集和收藏工作,把家谱作为重要征收对象。20041月,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发布“征集谱牒资料启事”,重点向社会征集新编修的家谱,并且对旧版本的家谱、族谱“更望以各种形式(原件、复印件、扫描磁盘等)送交”(4),强调了家谱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在这一大背景下,民间陆续响应号召,恢复对家谱的编修的积极性。

(二)宗亲联谊活动的促进

潮州是著名的侨乡。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潮籍海外侨胞、同胞陆续回潮寻根谒祖和敦睦访问。他们根据家谱查找自己的祖先和祖地,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并且对家族的各项活动以及家乡经济的发展热心资助,慷慨解囊。同时,海外、港台地区的宗亲会也积极与潮州的同姓宗亲会进行联络交流,定期举行宗亲联谊会,交流家族文化研究成果。各式各样的宗亲活动在民间引起反响,激发起潮州各姓氏对家谱编修研究的热情。“《(潮汕)谢氏族谱》就是在1985年底,潮汕各地谢氏宗亲联宗祭祀入潮始祖墓茔之时,倡议编修的”(5),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据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编的《藏书叙录》及“续编一”、“续编二”载,该中心书库1997年有家谱72部,至2001年新增65部,至2003年仅2年又新增38部,很大部分为联谊活动频繁时期所编,可见宗亲联谊活动对新时期潮州家谱编修的影响之大。

(三)全国性修谱活动的促使

在全国性修谱的大热潮下,各姓氏的全国宗亲总会相继成立,编修全国姓氏总谱也被提上日程,促使各地各支系编写分谱,为总谱充实资料,潮州有部分家谱正是这一情况下的产物。如《中华丘氏大宗谱·潮州分谱》:200299日,中华丘(邱)氏宗亲联谊总会成立,把研谱修谱作为宗亲会的重大任务,要求“编写涵盖全世界丘(邱)氏宗亲的《中华丘氏大宗谱》,统一天下丘(邱)氏字派辈序”(6)。至20101226日,中华丘(邱)氏宗亲联谊总会潮州分会成立,响应宗亲总会号召,为《中华丘氏大宗谱》编纂潮州分谱,编写成的《中华丘氏大宗谱·潮州分谱》与大宗谱体例相仿,内容衔接,形成系统。

二、新时期潮州家谱的编修现状及特色

我国修谱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家谱一般被视为族中珍宝,印数不多,且由族中长老保管,不对外族公开。“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想影响,大批家谱作为封建残余被摧毁,潮州地区也未幸免于难。改革开放后,家谱的作用被重新正视,但由于幸存下来的旧谱本就不多,分布广泛,加之一些保管不善,丢失散佚的居多。其中存有全谱的有《桃坑刘氏族谱》(清末手抄本)、《银湖吴氏族谱》、《龙湖黄氏族谱》等,也有一些虽得以幸存,但全谱残缺的,如鹳巢李氏的族谱仅存艺文53篇。近年来,潮州新修家谱的数目虽然有所增多,但很多家谱出版后也只在本宗族内小范围传播,无法对其进行全面搜集。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进行姓氏文献资料的征集工作,资料室目前已收藏有家谱300多册,是粤东地区小型的家谱资料研究库。笔者试以这些家谱资料为调查对象,结合本身工作实际,分别从家谱编修组织过程和家谱的特征两方面出发,初步对新时期潮州家谱的编修现状及特色进行分析。

(一)家谱编修组织过程

 1.人员组成

潮州地区在新修家谱的时候,大多数家族会参照当代机构管理模式,成立专门的理事会,理事会下设家谱编委会,具体负责家谱的编修撰写工作。编委会的组成也类似于现代的编辑出版分工,如《马岗张氏族谱乡志》的编委会就设立了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编审、校对等,各司其职,分工明确(7)。《鹳巢族谱》还学习《潮州志》的编纂经验,除编修委员会外专门设立了编纂委员会。编修委员会由有声望的退休村干部组成,负责组织领导与协调;编纂委员会由退休教师及有文化的热心村民组成,负责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编写。

据调查发现,潮州地区的修谱人员组成还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人员年龄偏大,且以年过六旬的退休老干部居多。总体上看,老年人空闲时间较多,对传统礼俗较熟悉,对修谱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但同时也容易产生思路陈旧、工作方法落后、体力不足等缺点。另外,受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参与修谱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男性,女性成员寥寥无几。笔者由于机缘巧合,从20156月起受邀参与枫溪区枫一乡佘氏的家谱编修,编委会成员近40人,但仅有笔者一名女性。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感叹女性在传统宗族活动中的边缘性与特殊性。因此,笔者认为,如若能动员年轻人积极参与,吸收女性成员一并参与,必将能为新时期家谱的编修注入一股青春活力,激荡出新的火花,碰撞出全新的工作思路。

2.资金来源

传统农村家族一般拥有族产,即家族的公有财产,如族田、祭田、族业等,族产所获得的收入是家谱编修的资金来源之一。但是土地改革后,族产已不复存在,家谱的编修也失去其固定的收入来源。在当代,潮州编修家谱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几种,一是传统的按人丁摊派,二是举办动员大会,鼓励族人捐资修谱,三是海外华侨的主动捐赠。资金的多少根据家族成员的人数多少、收入情况、捐赠的积极性决定。为筹得更多资金,大多数家族会采取鼓励措施,捐赠到达一定数目的族人可载入家谱中的芳名录,促进了族人捐资的积极性。为了使经费的使用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大多数编委会还会专门设立专用账户,并且在修谱结束后向族人公布收支明细。若是资金还有剩余,一般会举行会议商讨决定,将资金留待下次续修家谱使用或者投入宗族的公益事业,处理方式灵活恰当。《潮州冯氏族谱》中的《潮州冯氏汇宗理事会章程》还明确规定“本会所属人员为业余族事爱好者,一般活动不付工资报酬,理事会成员本着为本族宗亲服务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8)理事会与编委会的成员不领取工资酬劳,义务参与编谱,这种情况在潮州新时期修谱活动中并不少见,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金使用的公正性。

3.资料搜集

资料是家谱编修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对于保存有旧谱的家族来说,旧谱已经对该族的创祖历史和世系分支做了详细的记载,在编修新谱时只需稍加修订和考证即可引用。但对于首次修谱或者旧谱遗失的家族来说,则需通过查阅资料或实地走访等渠道来获取资料。枫溪区枫一乡佘氏在修谱时,在无旧谱可依循的情况下,一方面查阅《枫溪区志》、《枫溪镇志》等地方史志,考证《中华佘氏一家亲》、《潮汕月浦佘氏族谱》等家谱,从中获取相关记载。另一方面积极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实地走访、搜集各房的散存资料、收录老人的口述历史,甚至奔赴潮汕周边及福建省的佘氏宗亲探访等方式搜寻资料,最后再由专人将资料进行整理汇总,考证研究。

记录家族现有人员及其变动情况也是资料搜集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大多数姓氏的家族人数众多,情况复杂,并且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家各户的居住地较为分散,要想准确详细地记载每个家族人员的状况变得尤为困难。因此,编委会一般都会设立专门的资料组,顺藤摸瓜,挨家挨户地记录各房各支的人员变动情况。资料初步汇总整理后,还得不厌其烦,反复地与各户进行核对确认后方能定稿,确保家族人员资料的详细、全面、准确。

(二)新修家谱的特征

  1.体例

“传统族谱之体例,大都以宋朝欧阳修撰《欧阳氏谱图》及苏洵撰《苏氏族谱》为范本;也就是所谓的‘欧式’与‘苏式’。”(9)“欧苏体例”基本上由谱序、谱例、世家图、世系录和先祖考录等五项内容构成,后世的家谱再增添了族源、正谱、支谱、遗文、传记、碑碣、祭田、基地等条目。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旧体例已经不完全适用于当代的家谱编修。潮州地区在修谱时大部分都突破了旧有体例,在保留必要内容的基础上删减过时、繁琐的类目,甚至仿效和吸收正史、地方志的编纂体裁和方法进行编修,具有革新精神。

潮州新修家谱的体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1.志谱结合式:如《东津梁氏谱志》、《徐氏孝思堂谱志》等,采用家谱与乡村志相结合的形式,既达到修谱的目的,又有乡村志的功用;2.多姓氏合谱式:如《鹳巢族谱》,《仙都乡族谱》等,多姓合一,将对同姓宗族的血缘认同转化为对同乡异姓的地缘认同;3.著述式:如《粤东桃坑刘氏家族史》、《埔东黄氏家谱及黄氏家族》等,以著述式对家谱资料进行记载,思路严谨,考证缜密;4.志略式:如《潮汕孙氏志略》、《龙溪陈氏志略》等,分门别类罗列出家族的相关文献,资料翔实,内涵丰富。笔者认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潮州西林孙氏族谱》,在体例上别出心裁,不拘一格,糅合了多种特征。家谱由卷首(题词、贺词、宗亲联谊、先祖肖像、宗族荣耀、乡村景物、艺文拾锦、贺信、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主谱和卷尾(附录、乐捐芳名、后记)构成。其中主谱作为正本家谱的主体,共设12章、57节、208纲、266目,采用了现代的写作手法和篇章结构,既记载了家族所在乡村的社会历史和现状,凸显地方文化色彩,又夹叙夹议,富有思想内涵,充满现代气息。当然,也有一些新修家谱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只是在旧谱的基础上稍微修改,增添了人员变动方面的内容,保留原有的旧体例。

2.内容

传统家谱以“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和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史观为指导思想,记载的内容主要为维护封建统治阶层服务。而新时期下潮州编修的家谱大部分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略古详今,实事求是,展现出不同的思想和内涵。例如传统家谱有“女子不入谱”的规定,这无疑是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而潮州新修家谱大部分摒弃了这种做法,无论男女一律录入。《锡美罗氏族谱》就注明“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197611日以后生育的子孙,不论男女,一律编入,并注明出生时间,以示统一”,甚至“对1976年以前生育的纯女子孙,能够编入的尽量收编”(10),与时俱进,处理恰当。再如传统家谱收录的传记人物主要是封建朝廷官员或地主豪绅,而潮州新修家谱记载的名人则有扩大化、大众化的趋势。《潮州西林孙氏族谱》凡例记载:“本谱遵循“略古详今”和“生不立传”管理,其中十六世祖之前按旧谱记录,续接世系建国后提倡“男女平等”;改革创新中的企业侧重创业创新、构建企业文化;时彦乡贤中的宗族骄子,以影响力、级别及荣誉为丈量;公职人员(包括村官)重在政绩奖项;科技人员重在研究成果;族老乡贤重在专长贡献”(11)。收录的名人涉及各行各业,且标准各有侧重,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另外,黄继澍先生在《修谱创新思考》等文章中指出,潮州新谱编修“容易步入内容贪‘大’求‘全’”的误区,即大篇幅地溯祖追宗,无原则地录入资料”(12),“将传闻作史实,无原则地抬高祖先和家乡的威望,违背了‘实事求是’编修准则”(13)。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不少新修家谱甚至存在攀附假托、言过其实、虚假捏造等情况。但值得欣慰的是,也有部分家谱在缺乏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对内容进行记载。如《许氏宗祠族谱》由于历史条件缺乏世系源流的相关内容,就在新谱中直接注明存疑待考(14)。枫溪柯氏在2002年编写《枫溪柯氏家谱》时由于找不到旧谱,无奈之下在新谱中留下了300多年的空白,直至2005年寻得民国初年的枫溪柯氏族谱抄本才重新进行调查考证。随后,编者还特地撰写《民国初枫溪柯氏族谱抄本研究》(15),作为对新谱的资料补充,这种在编写时求真严谨,宁缺毋滥,不盲目攀附的精神值得赞赏。

 3.版式

版式是指家谱的排版、印刷及装订的版面格式。传统家谱一般采用竖排繁体字,按从右到左的顺序进行。潮州新修家谱的版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继续沿用竖排繁体字,但新加入了段落、表格以便读者阅读,如《江东独树族谱》等;2.改用简体字,但仍坚持竖向排版,如《金石砂池·翁氏家谱》等;3.沿用繁字体,但改用横向排版,如《潮州冯氏族谱》等;4.直接采用现代排版方式,横向简体字编排,如《锡美罗氏族谱》等。笔者认为,使用竖排及繁体字固然能保持原汁原味,但在不影响阅读效果的前提下,横向简体字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比较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更有利于家谱的传承和发扬。

在印刷和装订方面,大多数家谱都采用现代技术,装帧也较为精美。资料室收藏的300多册新修家谱中,超过一半以上为精装本,且封面设计基本为红色,寓意喜庆吉祥。家谱基本配有一定的彩图印刷版面,图文并茂,其中《三乡邱氏承德堂宗谱》和《廖氏族史探索》等更是全书都采用铜版纸印制,装帧精美,从中也可窥见潮州农村的经济水平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家谱一味追求书本外表的精美,却不在内容上多下功夫,结果适得其反,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浮夸之风,不值提倡。

三、关于潮州家谱编修情况的几点思考

由于潮州各家族编修家谱的条件不同,因此编修出来的家谱参差不齐,良莠不一。家谱资料来源广、数量多、内容庞杂,必须由专门的人员进行系统的整理,否则容易出现纰漏;编写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退休老干部,但缺乏专业训练和书写技巧;基层资料员虽然富有热情,但大多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在资料登记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差错;个别家谱思想落后,封建迷信倾向严重;家谱的印制,有的是正规出版社全彩印刷,有的是用零散纸张自己装订,规格不一等等,都是新时期潮州家谱编修亟需改进的问题。如何对家谱编修多加引导和规范,消除家谱编修的消极因素,提高家谱的质量,并且对其加以合理利用,促进地情资料开发,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一)指导思想科学化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史类图书,用什么思想来指导编修家谱至关重要,关系到新家谱的编修方向,决定着用什么立场、观点、方法搜集资料和编写家谱。”(16)潮州地区在编修家谱的过程中,大部分能做到对旧家谱取其精华,去除糟粕,但是一些家族还是不能完全摆脱旧思路,思想顽固,存在着封建迷信的倾向。新时期下,编修家谱是为了保存家族资料,维护家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谱书的编者,思维要开阔,思想要解放,冲破数千年来封建宗法观念的樊篱,认识到历史的局限性,不断注入当代理论的活力,吸收当代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体现新谱书的时代感和科学性。”(17)因此,潮州新编家谱应当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彻底剔除封建糟粕,注入崭新的时代内容,与时俱进,编修出求真、求实、科学的社会主义新型家谱。

“有宋以来,族谱一直被当作家庭教育和家族教育的重要素材,修谱及其相关活动也被当作家族教育的重要手段,在传统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8)家谱中记载的家风家训,能够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氏族成员,潜移默化地对族人进行教育,形成良好氛围。潮州大部分新修家谱都能意识到家风家训对维护家族团结,增强家族凝聚力所起到的作用,在家谱中积极强调敦亲睦邻、修身正心、克己礼让等传统美德。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家风家训大都还是因循旧制,崇儒重文,提倡女子三从四德,家庭成员间存在尊卑贵贱等,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自由、平等、法制、民主的明显相悖。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社稷安。在倡导“好家风好家训”,大力加强家庭美德建设的今天,以全新视角审视旧的家风家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教育使命是每个修谱人员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在编修家谱的过程中,对旧家训应当推陈出新,批判继承;对新立的家训要注意与时俱进,体现核心价值观,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修谱过程专业化

促进家谱编修专业化,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应加强管理,将家谱编修纳入文化管理工作的范围,通过制定家谱编修标准、编写家谱编修大纲、规范家谱出版机制,甚至成立专业的家谱研究机构等,对家谱编修予以一定引导和规范。地方志等文化部门应着重加强业务方面的指导,通过定期举办讲座或到基层进行实地指导等方式,向修谱人员传授专业的修谱知识。修谱人员本身要从多方面加强专业学习,提高编纂素质,夯实写作基础,争取使编修出的新谱在内容上客观真实、与时俱进;体例上详略得当、编排合理;文风上简洁精炼、通俗易懂,更显专业化。近年来,潮州有不少修谱人员报名参加由中国姓氏研究会和海峡姓氏文化研究会举办的家谱研修班,在通过专门的课程训练提高修谱素养的同时,也利用这个平台加强与其他修谱人员的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种方式值得推广。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基础上,编委会还可邀请地方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或者聘请职业谱牒师进行指导,从专业角度对家谱进行删繁补要、修改润色和资料核实,以求家谱在内容、体例、文风上的统一,争取编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新型家谱。

(三)方式方法数字化

家谱数字化是指“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家谱书目数据库和家谱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家谱中所蕴涵的极其丰富的信息资源,从而达到保护和利用家谱的目的。”(19)在多元化发展的当今社会,家谱数字化已经是必然的趋势。数字化的家谱以电脑、手机为载体,有的还使用了专业的电子家谱软件,具有保存简单、携带方便、检索快捷的特点,也可引起年轻一代的关注和兴趣,增强阅读互动性。因此,在潮州地区推广相关的技术和软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家谱实现数字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目前就有潮安江夏文化研究会走在前沿,成立了专门的家谱网站(20),利用网络平台定期发布家族动态,及时公布最新信息并收集资料,实现与海内外族人的信息共享与实时互动,这也是其他家族在编修家谱的过程中可以参考借鉴的。另外,在对旧家谱进行收藏保管的时候,除了可通过影印、扫描等方式保存副本外,还应组织专人将其录入电脑,利用数字化的形式,多渠道保存旧谱资料。

(四)利用家谱加强地情资料开发

郑山玉先生在《略论侨乡族谱在华侨历史研究上的资料价值》中指出,家谱特别是侨乡的家谱有“补充正史之不足,印证史家之论断”、“校勘史实之讹误,解决历史之悬案”、“侨乡编史修志的资料库”(21)等功能,具有巨大的地情资料开发利用价值。随着新时期的修谱活动的盛行,各专家学者对潮州家谱文化的研究也逐步兴起。韩山师范学院的黄挺教授在从事潮汕宗族研究的过程中率先认识到家谱文化的重要性,他强调“新编族谱的价值,首先表现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22),并且着手利用家谱对潮州历史文化进行研究。他先后发表了《近十年来潮汕的宗族重建》、《1860年以前的潮州海外移民——以族谱资料为中心》、《传统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以<潮州西林孙氏族谱>的编写为例》等论文,观点独到,论述专业。有关家谱文化研究的论著还有黄继澍先生的《修谱创新思考》、吴俊贤先生的《主姓主导兼收次姓的<仙都乡族谱>——一部跨宗族的潮州同乡族谱》等。另外,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潮州》杂志设立了“谱牒资料”专栏,为潮州家谱文化研究构建平台。潮州江夏文化研究会也编辑出版了《潮州江夏文化》,定期发表家谱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章。笔者认为,家谱特定的记载对象使其具有丰富的资料研究价值,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大量的、比较原始的、其他史籍难以系统提供的资料。对新编家谱引以重视,通过整理研究,深入挖掘,合理利用,将家谱文化带入学术研究的领域,有利于潮州地情资料的开发和潮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潮学研究史料相对匮乏的遗憾。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家谱作为一种特殊产物,既有其学术价值,又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对家谱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理性辩证地看待。卢继定先生在《潮汕旧存谱牒的文化价值》中就指出了,“潮汕谱牒资料质量相差甚大,鱼龙混杂,真伪难辨,需认真甄别,不可盲信,且要想在家谱中查阅有价值的资料,需要有“大海捞针”的精神”(23),如何突破局限,对潮州的家谱文化进行深入、有意义的研究,加强地情资源开发利用值得我们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潮州在家谱编修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人员组织、资金来源、资料搜集等过程中融入了现代化元素,在家谱的体例、内容、版式上也趋于创新,较之传统家谱有了很大突破,颇具时代特色和气息。但作为传统的宗族活动之一,潮州的修谱活动仍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新时期下,家谱编写很大程度上是对宗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构建,如何对其加强引导、规范和改进,使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更好地为潮州地情资料开发所利用,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是家谱编修工作的发展方向,也是地方管理机构应当重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注释:

1)丛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从历史文化视角看时下修谱风的盛行》,《中国质量》2006年第4期。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0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国家档案局 教育部 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

4)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征集谱牒资料启事》,《潮州》20041

5)黄挺《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第139-14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中华丘氏大宗谱·潮州分谱》,第9页,内部出版,2013年。

7)《马岗张氏族谱乡志》,第2页,内部出版,2002年。

8)《潮州冯氏族谱》,第270页,内部出版,2006年。

9)蔡干豪、林庚:《大众谱牒学》,第153页,海峡姓氏文化研究院内部出版,2014年。

10)《锡美罗氏族谱》第4页,内部出版,2007年。

11)《潮州西林孙氏族谱》第11-12页,内部出版,2012年。

12)黄继澍:《修谱创新思考》,《潮州江夏文化》2010年第三辑。

13)黄继澍:《浅谈地方宗族文化研究把握要领》,《潮州江夏文化》2011年第四辑。

14)《许氏宗祠族谱》第3页,内部出版,2007年。

15)柯仁风:《民国初枫溪柯氏族谱抄本研究》,《潮州》2013年第2期。

16)姚建康:《家谱编修指南》,第10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7)蔡干豪、林庚:《大众谱牒学》,第274页,海峡姓氏文化研究院2014年版。

18)叶国爱:《族谱的教育价值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9)毛建军:《中国家谱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档案与建设》2007年第1期。

20)详见潮安江夏文化网:

http://www.chaoanjxwh.com/

21)郑山玉:《略论侨乡族谱在华侨历史研究上的资料价值》,《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2)黄挺:《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第1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3)卢继定:《潮汕旧存谱牒的文化价值》,《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常建华:《家族谱的史料价值》,《史志文摘》1985年第2期。

2)周钰:《当代宗族修谱现象研究:以闽西客家地区为中心》,《客家纵横》,2008年第1期。

3)王昭:《浅谈家谱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7期。

4)常建华:《家族谱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

5)许华安:《谈族谱的研究价值与收集工作》,《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

(本文获2016’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讨活动优秀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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