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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回望绣成堆

隋唐长安城的绿化

作者: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时间:2017-05-16

隋唐长安城的绿化主要靠各种树木来完成。据史载,城内各条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公私园林万木竞秀,皇家禁苑林密果香。实际上,隋唐三百余年间长安城的各种绿化树屡经考验,或遭遇天灾毁林,或经历乱砍滥伐,这些绿化树的每一次劫后余生,既是对城市管理制度的检验,也反映唐人绿化意识的觉醒。

隋代营建长安时,就开始栽种街槐巷柳,如隋营大兴城后栽树时,有槐树不成行列,史载:“(高)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后人。”此槐树到唐玄宗初年仍存在,《朝野佥载》记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文皇帝(杨坚)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株根盘礴,与诸树不同。”因为大槐树与营建者高之关系,特别保留了这棵不能成行成列的槐树,说明大兴城绿化树的栽种是有计划的,只有那些有特别意义的树才能打破计划。高所栽槐树在130年之后的玄宗先天时(712)仍郁郁葱葱,但到开元二年(714)遭遇一场风灾,结果“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

那么绿化树除了上述槐树外主要选择哪些树种呢?

自隋建大兴城以来,官街夹路多种植槐树,故常有“绿槐十二街”“槐衙”之说。如史载:“天街两畔槐树,俗号为‘槐衙’。”十二街可能指京城左右六街,天街可能指承天门街,“宫城南门外有东西大街,谓之横街。横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曰承天门街”。此街东西广百步,南出皇城之朱雀门,绿荫如盖。但街道绿化用何树种也曾有过争议,如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当有司要以榆树补缺时,京兆尹吴凑认为榆树不适合京城九衢,最后仍以槐树补其空缺。实际上,这是一次官街树种是用榆树还是槐树的争议,有司主张用榆树,吴凑主张用槐树,长安百姓也有自己的看法,史载:“及槐成而(吴)凑已亡,行人指树怀之。”。此事说明唐代长安城官街多用槐树绿化,但既然有司最初种榆树,也证明在不少人看来,榆树也是绿化树的一种选择。

除种植槐树、榆树外,长安城还植有一些其他树,如柳树、杨树、梧桐树、松树、柿树、竹树、棘树以及各种北方宜植果树等。柳树之例据《中朝故事》记:“曲江池畔多柳,号为‘柳衙’,意谓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不仅曲江多柳,兴庆宫柳树也多,在兴庆宫九龙池岸柳树还多于槐、榆。除兴庆宫外,太极宫内种植的柳树也常见,如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宴五品已上于飞霜殿。其殿在玄武门北,因地形高敞,层阁三城,轩栏相注。又引水为洁渌池,树白杨槐柳,与阴相接,以涤炎暑焉”。在洁渌池畔有白杨、槐树、柳树,据此可知,唐长安城内曲江池畔、九龙池岸、洁渌池畔多种植柳树,池畔多柳形成一道风景,特别是灞桥柳甚至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唐人出城送别到灞桥而分,逐渐形成折柳相送的现象。

杨树在长安城内也多见,前引太极宫内洁渌池畔也有白杨和槐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最为著名者是梁孝仁和契何力之例。史载:“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树梧桐也。”梁孝仁先种白杨于大明宫中,除了自己认为易长速荫之原因外,还因为原来太极宫内就有白杨树,但经契何力的提醒后,全部改种梧桐树。一种观点是用梧桐和柏树取代白杨树,《唐会要》就记:“孝仁遽令伐去之,更植桐柏。”此事也见于出土墓志记载,如《唐契通墓志》:“时有司修蓬莱宫,树以白杨,烈公吟古诗以讽主事者,喻其囗立,命代囗之。”虽然最终以梧桐和柏树取代了白杨树,但白杨树的绿荫和美丽也构成长安城的一道风景。

松树在长安城里也能见到影子,据宋人叶梦得记大明宫有松树:“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殿门外复有药树。”知宣政殿庭内都种松树,门外有药树。另外,长安城内私家宅第也见松树,如,“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中使仇士良水矶亭子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此处以皮不起鳞之松树为异事,也说明唐代公私均有以松树为绿化树的情况。

柿树在长安城的分布也不分公私,宫中有柿林院,而慈恩寺每年秋天常聚柿叶数屋,唐人郑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正是慈恩寺的柿叶成就了郑虔的三绝:书、画、诗。

梧桐树前面已经提到梁孝仁听取契何力的建议用梧桐树替代了宫中白杨树,不仅宫中有,皇城官署也可见到梧桐,贞元三年,“中书省梧桐树有鹊以泥为巢”。关中之梧桐早在前秦就大量种植,苻坚曾因为有谣曰:凤凰凤凰止阿房,认为“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可见梧桐树在隋唐之前就广泛分布于长安附近。

长安城内也偶有竹林,如《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记:“(贞元)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柿树多死。”因为大雪天寒,导致京城内竹林、柏树、柿树大面积冻死,证明这些树在长安还是比较普遍的。唐高宗时,“遣宦者缘江徙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专门有人从长江流域寻找异竹移植苑中,禁苑内应该有竹林存在。不仅禁苑内有竹林,尚书省也有,如《启颜录》记尚书仆射温彦博和兵部选人裴略的对话,“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温彦博以竹即景发问,裴略则借竹以谏,都基于对竹子的熟悉。另外,也有私宅种竹,如李晟家就有竹林,“李晟大安园多竹,复有飞语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能让人有伏兵之猜测,李晟家竹林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知,长安城禁苑内、宫城、皇城内,甚至于不少私宅内都喜种竹子。

棘木在皇城九寺衙署多见,《唐语林》记:“九寺皆树棘木,大理则于棘木下讯鞫其罪。”故唐代大理寺有“棘署”之称。

此外,长安城内果树也很普及,前引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诏令,“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此诏反映出唐人绿化思路的多样化,也是一次绿化树选择什么树种的尝试。

既然绿化树不以用材为主,用果树完成绿化,就是将树之赏心悦目功能和春华秋实功能合而为一,突出了一树多用。但两京路旁种什么,城中和苑内又种什么果树,都未记录,给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实际上,唐人可选用果树的树种范围很大,因为很多种果树受到唐人喜爱。

首先,唐长安种植较多的果树有桃树、杏树、李树、梨树、枣树、林檎、桑树等。如“延载元年九月,内出梨华一枝示宰相。……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桃杏华。……广明元年冬,桃李华”。冬天长安城有梨、桃、李、杏开花的记录。史载长安城附近有哀家梨品质优于他种梨。桃树者又见于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玄都观里有千树之桃,惜刘禹锡之意不在桃树上。长安也见枣树,如“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馆门下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株,无杂树”。史馆门前枣树成林,不杂他树。林檎也常有,如唐人郑常《洽闻记》载永徽中,有人进献奇果,“(纪王李慎)贡于高宗。以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谓之联珠果,种于苑中。西域老僧见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亦号此果为文林郎果,俗云频婆果。河东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不管移植于苑中的是称朱奈、林檎、联珠果,还是文林果,俗称为频婆果值得注意,这种果树与现今之苹果是什么关系?其树是先于苑中种植,还是先于秦中种植?也颇耐人寻味,但林檎在唐时长安城内就有种植是没问题的。

其次,周边政权多以奇果异树进献,扩大了可选择的范围。如唐太宗移植高昌葡萄树于苑内,“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不仅种葡萄树于禁苑内,也将各种异树奇果植于苑内,如“摩伽国献菩提树,一名波罗,叶似白杨。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实际上,康国除了献金桃外,还有银桃,“致金桃、银桃,诏令植苑中”。康国所献金桃、银桃,专门令人植于禁苑。《南部新书》丙部记:“天宝中,内种甘子,结实凡一百五十颗。”柑子树虽不是别国进献,但也属于自南方移植的试栽,可知隋唐宫苑中往往成为皇帝或宫廷果树的试验区。

再次,隋唐宫苑范围内本来就多有果树、果园分布其中。见于史书记载者如樱桃园、葡萄园、梨园、杏园、石榴园、荔枝园、桃园、药园等。罗桂环就注意到长安禁苑中有各种果园,如桃园、梨园、葡萄园,西内苑还有樱桃园。实际上,城内苑中果树种类丰富,如《唐实录》记:“中宗游樱桃园,令五品已上尝樱桃。”此樱桃园在何处,并未提及,据《资治通鉴》记:“上游芳林园,命公卿马上摘樱桃。”可能此樱桃园就在芳林园内。元人骆天骧转引《景龙文馆记》:“中宗召近臣骑马入樱桃园,马上口摘樱桃,遂宴东葡萄园,奏以官乐。”中宗君臣先骑马入樱桃园,才有马上口摘樱桃之戏乐,然后又在东葡萄园宴乐,故樱桃园与葡萄园并非一园,可能位置比较接近。但有东葡萄园,是否还有西葡萄园,就不得而知了。果树成林既创造优美景色,也提供甜美果实,作为造园成景的选择,也可作为护路荫城的尝试。

长安之梨园有几处,难得其详,但因为玄宗经常于其中按乐、合乐,而成为宫廷乐人常住之地,这些乐人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而梨园逐渐演化成一种艺术象征。但最初应该是果园,如唐中宗时,“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厉,夏宴蒲萄园,赐朱樱”。梨园与葡萄园对举,春和夏并提,其用意在于突出不同的树种和景观。

杏园也名噪长安,因为新科举子在杏园举行一系列活动,故杏园逐渐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但杏园能够受到新科举子的青睐,也与多树成景有关,如刘禹锡《杏园联句》有“杏园千树欲随风”之句,可知杏园也是因树成园,因园成景,因景成典。

其他果树成园者尚有石榴园,甘露之变就是以金吾卫左仗舍石榴树有甘露为由,可知石榴树在宫廷中多见。白居易诗:“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红夹路。”写石榴花沿商山路夹路开放。元稹诗:“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但此石榴园在何处,难知其详。二诗提及石榴树作行道树、造园之事。仆固怀恩曾与史朝义兵大战于石榴园,此石榴园应该是专门种植石榴的果园,证明石榴树可以用来绿化。

荔枝园,京城附近也种荔枝,如华清宫内就有荔枝园,“荔枝园:在绣岭下,栽荔枝成园。”但此园能否结出荔枝或果实品质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桃园,在禁苑中,也称桃花园,唐中宗景龙四年,“游宴桃花园”,此桃花园中还有桃园亭,禁苑总监和苑四面监多以种植果树为职责,可能与果园比较集中有关,桃园也应在其中。

药园,长安城内还有药园,一为太医署之药园,一为尚药局之内药院,其中太医署之药园规模最大,“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其药“随近山泽有药草之处,采掘种之;土无其物而种得生者,令所有之州送子种莳。犁牛、人力,司农寺给”。择药园生收采诸药,所采之药多为草本,但也不排除木本之药,如前揭宣政门外之药树就是木本,但不知是什么树。

作为国际性大都会,唐都长安吸引众多胡商出入其间,长安的美丽留给这些外来商人深刻印象,如《中国印度见闻录》记一位阿拉伯商人在长安的见闻:关于中国皇帝居住的京城胡姆丹,我们也向伊本?瓦哈卜打听到一些消息,他告诉我们说,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成了两半,皇帝、宰相、禁军、最高判官、宫廷宦官,以及皇家总管、奴婢都住在这条大街右边的东区。……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茏的树木整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在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帝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他当差的人,或骑马、或步行,鱼贯似的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事情办完后,)他们立即返回,不到翌日清早,他们就不再来这个街区了。

(节选自《西安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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