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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晚事件”——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作者: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时间:2017-05-12

1936 829日,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古城西安发生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秘密绑架宋黎等人和张学良派兵查抄省党部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西安的嚣张气焰,而且为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29日的电报代码韵目为“艳”,事件又发生在当晚,故史称“艳晚事件”。

(一)

宋黎(19112002),原名宋介仁,又名宋忱,吉林奉化(今梨树)人,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中共地下党员。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示威队伍总指挥。曾任中共东北军工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在“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的表现和宋黎在北平的活动,引起了时任东北大学校长、“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的注意。他先后三次给东北大学发电报,要求派学生代表到西安一谈。经北平学联同意,宋黎(来西安时未公开中共党员身份)、马绍周、韩永赞等三人于19361月底抵达西安,向校长“说明情况”。宋黎到西安后受到张学良的接见和器重,并作为秘书留在其身边工作。

宋黎在西安期间,积极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活动,不仅在东北军及东北同乡中进行抗日宣传,而且还到十七路军和西安各学校、机关、团体中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一次,在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纪念周活动大会上,杨虎城特意约请宋黎作报告。宋黎详细讲述了东北沦陷后,东北同胞遭受日本侵略者残酷压榨、野蛮屠杀的种种惨状,介绍了北平学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英勇事迹。他讲得有声有色,有条有理,时而声泪俱下、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激愤难抑,深深地打动了台下的听众,台上台下顿时连成一片,整个会场激荡着一片抗日的呼声。这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对他的注意,他们断定宋黎是策动张、杨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并探知宋黎与马绍周等同住在西安东大街西北饭店。于是,特务们把这一情况秘密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即回电密令逮捕宋黎、马绍周等人,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企图借这件事先给张学良一个警告,同时也想从中获取口供,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活动的详情。

1936 829日傍晚,当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大门时,突然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两个特务抓住,并强行拖至省党部。宋黎外出归来后也遭到了特务的绑架,但在被解押途中遇到17路军宪兵营的巡逻队,宋黎很机警地高喊道:“土匪绑架!救人!”。巡逻队问: “为什么抓人?”特务们声称:“奉蒋委员长命令,抓共产党”。巡逻队要求查看逮捕证,特务们说:“我们抓人从来不用逮捕证”。巡逻队说:“没有证明,随便抓人。土匪!”,于是立即将宋黎与特务们一起带至17路军宪兵营,并及时向杨虎城、张学良报告了具体情况。张学良闻讯后,觉得特务欺人太甚,竟敢逮捕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愤怒异常,立即派了一个姓关的副官到西北饭店去看个究竟,不料关副官刚一走进西北饭店宋黎住的房间,就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也被押到省党部。接着,张学良派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武装卫队乘汽车把宋黎接了回来。

(二)

张学良旋即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逮捕进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往南京,极为震怒。于是立即找到时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询问,邵力子说不知此事。经邵力子查问后,始悉省党部奉命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人。张学良对特务们非法逮捕抗日人士的恶劣行径十分气愤。他立即打电话调驻在王曲的刘多荃师的一个团,火速跑步进城。同时命令孙铭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准备和刘多荃师的一个团一起围抄省党部。

1936830日拂晓,东北军已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孙铭九率卫队营迅速冲进大门,首先救出了马绍周和关副官,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档案和秘密材料。在这些档案和秘密材料中,不仅有向蒋介石报告张、杨如何不可靠,西安群众如何亲共抗日等情况的密电稿,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生冲突的情况报告,而且有特务们编制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黑名单,甚至还有特务告邵力子的黑材料。

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果决行动,被称作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次行动致使蒋系特务的嚣张气焰收敛了许多,西安军民的抗日反蒋情绪空前高涨起来。

(三)

事件发生后,特务曾扩情慌忙飞往广州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为避免事态扩大,也立即致电蒋介石:“29日晚,陕西省党部不经学良知晓,也不经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我总部职员马绍周等人,这是不相信学良,不信任总部的行为。总部全体官兵当即群情激愤,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示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被捕的马绍周等人拟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处。”蒋介石对此极为生气,但因为正在忙于对付 “两广事变”,只好暂时隐忍不发,给张学良发了以下回电:“老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处理。”

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回电后,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再出新的麻烦,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宣布宋黎“失踪”;二是主动按照蒋介石提出的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和孙达生,暂押在军警督察处。

一个月后,“失踪”的宋黎又在西安抗日救亡活动中公开露面。他先联络到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接着又去找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由他们四五位知名人士联名作保,终于将刘澜波、孙达生和马绍周解救出来。

至此,“艳晚事件”的最后一丝余波也就平息了,但它在历史上是张、杨两位将军合作与蒋介石的首次正面交锋,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打击了蒋系特务们的嚣张气焰,但实质上却在他们的内心极大地加剧了对蒋的失望和不满,同时也加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的信任和团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开始联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表示不满。

“艳晚事件”后不久,蒋介石解决完“两广事变”(指在19366月至9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不积极抗日却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于1022日和124日两次入陕,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杨多次要求联共抗日被拒绝后,于同年12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艳晚事件”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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